前面的竞争性市场模型把价格看成社会成本和社会收益的有效信号。本章讨论两类情况：一类行为会影响旁人，却没有通过价格补偿或收费反映出来，这叫外部性；另一类资源具有非排他性，个人可以不付费而使用，这会产生公共资源过度使用或公共产品供给不足。
本章的统一判断式只有一句：
市场失灵的根源，是私人决策使用了私人边际收益和私人边际成本，而不是完整的社会边际收益和社会边际成本。
外部性（externality）是指某个生产者或消费者的行为影响了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但这种影响没有反映在市场价格中。受影响者没有得到相应补偿，或者行为者没有承担相应成本，于是私人决策与社会决策不一致。
外部性可以按影响方向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也可以按行为来源分为生产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
| 类型 | 含义 | 例子 | 常见结果 |
|---|---|---|---|
| 负生产外部性 | 生产给旁人造成未计价的损失 | 工厂排放废水、噪声 | 私人成本低于社会成本，产量过多 |
| 负消费外部性 | 消费给旁人造成未计价的损失 | 吸烟、拥挤、噪声消费 | 消费量过多 |
| 正生产外部性 | 生产给旁人带来未获补偿的收益 | 养蜂给附近果园授粉 | 产量过少 |
| 正消费外部性 | 消费给旁人带来未获补偿的收益 | 教育、疫苗接种 | 消费量过少 |
注意：外部性不是“某人受到影响”这么简单。关键在于这种影响没有通过市场价格、补偿或收费被内部化。如果受影响者已经得到补偿，或者造成影响的一方已经支付了相应费用，就不能再把这部分影响当作未纠正的外部性。
把一单位产出带来的私人和外部影响分开写，最不容易混淆：
其中， 是生产者承担的边际私人成本， 是边际外部成本， 是边际社会成本。
同理，若消费或生产给旁人带来外部收益，则：
其中， 是决策者得到的边际私人收益， 是边际外部收益， 是边际社会收益。
在没有外部收益或外部成本的部分，可以分别令 或。社会最优的完整条件始终是：
竞争性市场在不考虑外部性的情况下通常满足，因此只要外部项不为零，市场均衡就可能偏离社会最优。
以污染生产为例。厂商只比较自己的 与产品需求曲线所表示的私人边际收益，因此市场均衡由：
决定。但是，排污还会给居民、其他企业或生态系统造成边际外部成本，所以社会真正承担的是：
于是社会最优应由：
决定。
在“价格/成本 - 数量”图上按以下顺序画：
因为，有：
市场把污染造成的损害留在交易之外，只看见较低的私人成本，因而生产过多。对从 到的每一单位，社会边际成本都高于边际收益；这些单位造成的净损失累积为无谓损失：
基础图形中，它就是 与 之间、从 到 的面积。市场价格只反映 时偏低；若把社会成本纳入，社会最优对应的边际成本和价格更高。
负外部性不仅使现有厂商短期生产过多，也可能改变行业长期进入和退出。若产品价格高于最低长期平均成本，厂商会进入；若价格低于最低长期平均成本，厂商会退出。在负外部性未被计价时，企业依据较低的私人长期成本进入，行业中可能留下过多厂商，长期总产量仍高于社会最优。
因此，分析负外部性不能只写“单个厂商产量过多”，还要说明价格未反映社会成本会造成行业层面的过度进入或过度生产。
以教育、疫苗或房屋绿化为例，决策者获得私人收益，旁人还得到边际外部收益。于是：
厂商或消费者只比较 与，市场均衡满足：
而社会最优满足：
在图上画需求曲线，再在其上方画；边际社会收益与私人边际收益的垂直距离就是。 与 的交点给出市场产量， 与 的交点给出社会最优产量。因为：
从 到 的每一单位都满足社会边际收益高于边际成本，本来可以增加社会总剩余，却因为外部收益没有被决策者获得而没有生产或消费。无谓损失是 与 之间、从 到 的面积。
纠正政策的目标不是简单地“让产量越低越好”或“让污染完全为零”，而是让私人决策者面对接近真实的社会边际成本和收益。污染治理本身也使用资源，最优政策通常是在污染损害与治理成本之间取得平衡。
排污标准（command-and-control standard）是法律规定企业最多排放多少污染物；超过标准就处罚。它直接控制污染数量，适合监管者能够较准确确定安全排放上限、且污染损害严重的场景。
局限在于：
排污费是对企业排放的每一单位污染物收费。若每单位污染费等于该排放造成的边际外部成本，企业在决策时面对的有效边际成本就接近：
其中 是单位排污费。企业会减少排放，直到继续减排的边际成本等于少排一单位污染所节省的费用。
排污费有两个重要优点：
当政策制定者信息不完整、监测成本较高时，标准和费用的效果可能不同：
| 判断重点 | 排污标准 | 排污费 |
|---|---|---|
| 直接控制 | 控制总排放量，数量更确定 | 先确定单位价格，实际总量随企业反应变化 |
| 成本差异 | 可能要求高成本企业承担过多减排 | 让低成本企业承担更多减排，成本效率通常更高 |
| 技术创新 | 达标后新增激励较弱 | 每减少一单位排放都能节省费用，创新激励较强 |
| 适用的曲线情形 | 边际社会损害曲线较陡、少量超排放就很危险时，数量控制更重要 | 若边际减排成本差异大，或损害曲线较平，费用提供的灵活性更有价值 |
讲义特别强调：当边际社会成本曲线较陡、而边际减污成本曲线较平时，不减排的损失很高，排污标准优于排污费。反向情形下，排污费通常更能避免不必要的高治理成本。作答时要说明比较依据，不要机械地说某一种政策永远更好。
可转让排污许可证制度先由政府确定许可证总数，即确定整个社会允许的污染总量，再把许可证分配给企业，并允许许可证交易。
在许可证可以交易且市场竞争充分时：
因此，许可证制度把排污标准的数量确定性与排污费的市场交易激励结合起来。政府决定总量，市场决定各企业之间的减排分配。
押金制度要求消费者购买产品时先支付押金，归还容器或回收材料后再取回押金。它把回收行为与金钱激励联系起来。
例如购买玻璃瓶时支付押金，退回商店或回收中心后返还。只要押金高于回收和返还的麻烦成本，家庭或企业就有动力回收更多材料，从而减少废弃物和资源浪费。
产权规定谁可以使用某项资产、谁可以排除他人、收益归谁、损害由谁承担以及权利能否转让。产权清晰时，受影响者和造成影响者才容易确定谈判对象与责任。
科斯定理讨论的是：在产权明确、谈判成本为零且不存在战略行为时，外部性可以通过私人讨价还价得到有效率的结果。
标准表述是：
只要产权明确界定、交易成本为零，并且各方可以围绕共同利益自由谈判，无论产权最初属于哪一方，最终资源配置都将是有效率的；产权初始分配主要影响收入分配，而不影响效率结果。
这里的“有效率”是指各方选择使总剩余最大、社会边际收益等于社会边际成本的方案，不等于双方收入相同，也不等于每个人都满意。
科斯定理的经济直觉是：若双方都能自由协商，而且协商没有成本，他们会比较不同方案的总成本，选择节省社会资源的办法。产权的初始归属决定谁向谁支付、谁得到剩余，但只要谈判条件成立，双方都有动力把资源推向总成本最低的配置。
某工厂排放烟尘，使周围 5 户居民每户损失 75 元，总损失为：
有两种治理方法：
安装除尘器的总成本更低，所以有效率的方案是安装除尘器。
若产权属于工厂，居民可以联合支付 150 元，请工厂安装除尘器，因为这比每户购买烘干机的 250 元低。若产权属于居民，工厂必须承担污染责任，也会选择成本更低的 150 元除尘器。两种产权归属下，最终治理方式相同，但支付方向和收入分配不同。
现实中不能无条件套用科斯定理，主要原因包括：
在谈判成本很高、产权又不清晰时，双方可能因为讨价还价而不是因为治理成本本身无法达成协议。一方提出过高的分成要求，或者错误地假定对方一定会拒绝并终止谈判，就可能出现无效率的非合作结果。
法律责任和损害赔偿可以减少这类谈判需要：若法律明确规定受害方有权起诉，并由造成损害的一方赔偿相应损失，法院判决就预先确定了各方行为的后果。明确的责任规则能够激励污染者采取成本最低的治理方案，但其效果仍取决于举证、执行和司法成本。
公共资源（common resources）通常具有：
海鱼、开放牧场、地下水和公共道路高峰时段都可能具有公共资源特征。公共资源是负外部性的一个典型例子：一个人的捕捞或取水会降低其他人的机会。
以湖中捕鱼为例。假设鱼价给定，每个渔民都会增加捕捞，直到自己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私人成本。由于没有把鱼群减少给其他渔民造成的损失计入，所有渔民合计捕捞量会达到。
社会应比较边际收益与边际社会成本。边际社会成本等于边际私人成本加上鱼群耗竭给其他人的边际损失，故：
有效率的捕捞量满足：
而自由进入的捕捞量 满足。因此：
图形作法是画需求或边际收益曲线、边际私人成本曲线和位于其上方的边际社会成本曲线； 与 的交点是自由进入产量， 与 的交点是有效率产量。从 到 的过度捕捞就是资源配置无效率。
治理目标是让使用者承担其造成的拥挤或耗竭成本，可以采用：
具体制度的选择取决于监测成本、资源边界、参与者数量和产权能否执行。不要把公共资源与公共产品混为一谈：公共资源是竞争性的，使用者会减少别人能用的数量；公共产品通常是非竞争性的，一个人使用不减少别人享用。
公共产品的两个核心性质是：
国防是经典例子：增加一个居民享受国防服务的边际成本接近零，而且很难把某个居民排除在国防保护之外。街道路灯也常同时具有这两个特征。
把竞争性和排他性分别判断，可以得到四类：
| 商品类型 | 竞争性 | 排他性 | 例子 | 主要问题 |
|---|---|---|---|---|
| 私人物品 | 有 | 有 | 汽车、食品 | 价格机制通常能排除不付费者 |
| 俱乐部或加密商品 | 无或很弱 | 有 | 加密电视信号 | 可以收费，但增加用户的边际成本很低 |
| 公共资源 | 有 | 无或很弱 | 海鱼、开放牧场 | 过度使用、资源耗竭 |
| 纯公共产品 | 无 | 无 | 国防、公共照明 | 免费搭车、私人供给不足 |
例如加密电视信号被发射后，增加一名观众的边际传输成本接近零，所以具有非竞争性；但通过加密和密码收费可以排除不付费者，因此具有排他性。汽车既竞争又排他，属于典型私人物品。
教材有时用两种近似方式解释非竞争性：增加一个消费者的边际成本为零，或者一个人消费不会降低原有消费者的效用。考试时只要同时说明“新增使用者不挤占原有使用”即可。
免费搭车者（free rider）是指希望别人支付公共产品成本、自己却不支付而享受收益的人。
社区灭蚊就是一个例子：假设灭蚊计划给社区带来的总价值为 50,000 元，社区有 10,000 个家庭，每户平均获得 5 元收益。由于灭蚊服务一旦提供就会惠及所有家庭，单个家庭可能认为“即使我不出钱，也能享受别人出钱后的服务”，于是选择不支付。若每个人都这样想，私人筹资就可能不足，具有社会价值的公共产品无法提供。
免费搭车使市场需求被低估：个人不愿公开全部支付意愿，私人供给者也无法把所有受益者都收费。因此，纯公共产品通常需要政府提供、公共财政筹资或强制性集体行动，不能仅依赖自愿购买。
私人商品的市场需求是把个人需求曲线水平相加：在同一价格下，各人购买不同数量，总量相加。公共产品的每个消费者消费的是同一个数量，所以市场需求要把个人边际支付意愿垂直相加。
若公共产品数量为，消费者 A 和 B 对该数量的边际支付意愿分别为 和，社会边际收益为：
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条件是：
有个消费者时推广为：
图形作法：
在私人产品中，一个人的消费量增加会减少别人能购买的量，所以需求曲线水平加总；在公共产品中，大家消费同一个数量，社会必须把每个人对这一数量的支付意愿相加，故需求曲线垂直加总。这是公共产品计算题最重要的区别。
多数规则投票是公民表达公共产品偏好的一种方式。在单峰偏好等条件下，所选择的公共支出水平通常等于中间投票人最偏好的水平：一半投票者希望支出更高，另一半希望支出更低，中间偏好能够击败其他方案。
但中间投票人的结果不一定是经济上有效率的结果。多数规则给每个公民相同的投票权重，而社会最优应当考虑每个人对公共产品的边际收益和偏好强度。一个人对支出增加的收益很大、另一个人的损失很小，并不意味着简单的一人一票能够准确反映两者的总福利变化。
所以要区分：
二者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
按以下顺序作答：
必须写全三个条件：产权明确、交易成本为零、没有战略行为。然后说明：最终配置有效率且与初始产权分配无关，但收入分配可能不同。最后补充现实限制，如参与者多、谈判成本高、信息不对称或产权难以执行。
先判断两个性质：竞争性和排他性。再分别处理：
若要求求公共产品最优数量，不能把个人需求横向加总；必须写：
外部性是未反映在价格中的外部影响。负外部性使，市场按 生产，故；正外部性使，故。社会最优统一写成。排污标准直接限制数量，排污费通过价格激励减排，可转让许可证确定总量并用交易降低总成本，押金返还制度激励回收。
科斯定理要求产权明确、交易成本为零且无战略行为；在这些条件下，私人谈判能得到有效率配置，初始产权主要影响分配。公共资源是非排他、竞争的，自由进入使个体只比较私人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资源使用过多；公共产品是非排他、非竞争的，免费搭车使私人供给不足。公共产品最优条件是所有人的边际收益垂直相加并满足。多数规则通常产生中间投票人偏好的支出水平，但政治均衡不一定是经济有效率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