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几章已经建立了分析短期波动的工具：总需求（）、短期总供给（）、长期总供给（）、IS-LM 模型、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以及菲利普斯曲线。本章不再新增一套均衡模型，而是讨论一个政策设计问题：
面对经济衰退、失业上升、通货膨胀或金融冲击，政府和中央银行是否应该主动稳定经济？如果应该，政策应当由决策者临时判断，还是遵守预先宣布的规则？
全章可以压缩为两组争论：
这两组争论不能混成一个问题。政策可以是积极的，也可以按规则实施；政策也可以是消极的，但仍然遵守固定规则。例如，“货币供给每年增长 3%”是消极的规则政策，而“根据失业率偏离目标自动调节货币供给”则是积极的规则政策。
积极政策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并不总能迅速自行回到自然产出。总需求和总供给会受到货币冲击、财政冲击、技术冲击、金融恐慌和外部事件的影响。如果政策完全不作反应，冲击可能转化为：
因此，政策应当“逆风而行”：经济衰退时扩大总需求，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时收缩总需求。
在- 图中，典型的政策方向是：
| 经济状态 | 产出与失业 | 政策方向 | 可能的工具 |
|---|---|---|---|
| 总需求不足、衰退 | ， | 扩张总需求 | 降低利率、增加政府支出、减税 |
| 总需求过强、过热 | ， | 收缩总需求 | 提高利率、减少政府支出、增税 |
| 不利供给冲击 | 、 | 需在通胀与产出之间权衡 | 改善供给、稳定预期，谨慎使用需求政策 |
积极政策的代表性观点来自凯恩斯主义传统。核心不是“政府永远应该干预”，而是认为严重冲击下，稳定政策可以减少无谓的产出和就业损失。
消极政策的支持者认为，经济具有较强的自我稳定能力，宏观政策反而可能成为波动来源。他们强调以下四点。
从冲击发生到政策真正产生效果，中间通常要经过多个阶段：
如果政策实施时经济已经自行恢复，原本用于稳定经济的扩张性政策可能把经济推向过热；如果政策力度判断错误，也可能放大而不是削弱周期。
决策者不能即时知道自然产出、自然失业率、潜在增长率和冲击的持续时间。数据本身还可能经历修订。因此，在一个不确定的模型中频繁“微调”经济，可能产生比不干预更大的误差。
家庭、企业和金融市场会根据政策规则和政策可信度形成预期。如果决策者只根据历史数据行动，却忽略公众会改变行为，那么政策效果可能与传统乘数分析不同。第 13 章的理性预期已经说明：预期会进入工资、价格、利率和资产价格的决定过程。
经济衰退时，税收会自动减少，失业救济和其他转移支付会自动增加；这会缓和可支配收入和总需求的下降。经济复苏时，税收自动增加，转移支付减少，能够抑制过强的总需求。因此，决策者不一定需要每次都发出新的政策指令。
消极政策的代表人物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其要点是：政策当局应承认自身信息和执行能力有限，只要不制造新的冲击，就不必试图精细调节每一次经济波动。
“积极/消极”不是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对以下事实的不同判断：
考试中应避免写成“积极政策一定正确”或“政府绝不应干预”。更稳妥的表述是：政策干预有可能降低严重衰退的成本，但必须把时滞、信息不完全、预期反应和政策可信度纳入分析。
**内在时滞（inside lag）**是从经济冲击发生，到决策者认识冲击、制定政策并开始实施之间的时间间隔。它可以进一步拆成：
财政政策的内在时滞通常较长，因为政府支出和税收政策往往需要预算、立法或行政程序；货币政策由中央银行操作，决策时滞通常更短。
**外在时滞（outside lag）**是政策实施以后，到它真正影响总需求、产出和就业之间的时间间隔。货币政策改变货币供给或政策利率后，还要通过利率、投资、消费、汇率和总需求发挥作用；企业的投资计划也需要提前安排，所以其外在时滞可能较长。财政支出直接进入总需求，外在时滞有时较短，但具体取决于支出项目。
可以用下面的链条记忆：
冲击发生
↓ 认识时滞
决策者确认冲击
↓ 决策时滞
政策方案确定
↓ 行动时滞
政策开始实施
↓ 外在时滞
产出、就业和物价受到影响
自动稳定器是经济系统中不需要决策者每次主动改变政策，就能减弱收入和总需求波动的制度安排。
最重要的两个财政自动稳定器是：
自动稳定器的作用是减弱波动，而不是消除波动。它不能改变经济周期的长期趋势，也不能保证经济立即回到自然产出；当冲击非常大或持续很久时，仍可能需要斟酌处置的政策。
自动稳定器属于“事先写入制度的反周期机制”，不等于每次都临时制定新政策。它也不等于固定的货币增长规则。作答时应区分：
卢卡斯批评指出，传统政策评价常把过去数据中的参数直接当作稳定不变的关系，却没有考虑政策变化会改变人们的预期和行为。政策改变了制度环境，原先估计的消费函数、投资函数、工资方程或菲利普斯曲线参数可能随之变化。
换句话说：
过去“政策—结果”的统计关系，不一定能直接用来预测一条新政策规则下的结果。
例如，若政府过去通过扩张需求降低失业，企业和工人可能逐渐形成更高通胀预期。政策再次扩张时，工资和价格会更快上调，产出和就业的效果就不如过去。
假设政府和中央银行宣布降低通货膨胀，并且公众相信这一承诺：
如果公众不相信承诺，工资和价格仍按原来的高通胀预期制定，紧缩政策就可能导致更大的失业和产出损失。因而，政策可信度是政策成本的重要决定因素。
不要把卢卡斯批评写成“所有历史数据都无效”。准确表述是：政策变化会改变经济主体的预期和最优行为，因此用旧制度下估计的参数评价新制度下的政策，可能产生系统性偏差。政策分析必须显式考虑预期和制度规则。
斟酌处置强调灵活性；规则政策强调可预测性、可信度和前后一致性。两者不是“积极/消极”的同义词：一条规则也可以规定在衰退时自动扩张、繁荣时自动紧缩。
优点是灵活。面对战争、金融危机、自然灾害等未预见冲击，决策者可以迅速选择与具体情况相适应的政策，而不必拘泥于原有公式。
风险包括：
规则政策的支持者认为，政治程序和决策者并非完全可靠。预先承诺规则可以：
规则的代价是灵活性下降：如果发生规则没有预见的重大冲击，机械执行规则可能不够合适。因此，规则设计通常还需要明确例外条款、调整方式和可核验的退出条件。
政治性经济周期是指政治家为了选举利益操纵宏观经济政策，从而引起产出和就业周期性波动。例如：
如果公众预期到这种行为，选举前的实际产出收益可能较小，而通胀预期和政策不确定性会更高。固定规则可以减少这种以选举为周期的政策摇摆。
前后不一致性（time inconsistency）是指：某项政策在今天看来是最优的，但当未来情况真正发生时，决策者会有动机偏离原先承诺；理性经济主体预见到这一点，于是今天就不会按原承诺行动。
最典型的反通胀例子如下：
因此，可信承诺、中央银行独立性、透明沟通和明确规则都有助于缓解前后不一致性。关键不是“决策者有没有能力扩张”，而是公众是否相信其会在承诺后仍然坚持原目标。
讲义列出三类常见的货币政策规则。它们都试图把货币政策从临时判断转变为可预期的制度安排。
中央银行使货币供给按一个稳定、不变的比例增长，例如每年增长 3%。货币主义者认为，货币供给的剧烈波动会造成产出、就业和物价的大幅波动；稳定而适度的货币增长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名义锚。
这条规则的优点是简单、可核验；缺点是货币需求、货币流通速度和金融结构可能变化，固定货币增长未必能稳定名义 GDP 或通胀。
中央银行宣布名义 GDP 的目标增长路径：
名义 GDP 目标同时关注实际产出与物价水平，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容许供给冲击由产出和价格共同吸收。但它需要准确及时的数据，并且公众要理解目标路径。
中央银行预先宣布通货膨胀目标，通常是一个较低且稳定的通胀率，并在实际通胀偏离目标时调整货币政策。通胀目标的优点是沟通清楚、容易形成价格预期；如果供给冲击造成短期通胀上升，中央银行还需要说明容忍范围和回归目标的时间。
泰勒规则把名义联邦基金利率与通货膨胀偏离目标的程度、实际 GDP 偏离自然水平的程度联系起来。讲义给出的简单形式为：
其中：
该规则的方向判断是：
符号提醒：不同教材把 GDP 缺口定义成“实际 GDP−潜在 GDP”或“潜在 GDP−实际 GDP”，因此最后一项的正负号可能不同。卷面必须给出缺口定义；本章讲义采用“潜在 GDP−实际 GDP”的口径。
可以按以下顺序作答：
卷面可写：
斟酌处置可以灵活应对未预见冲击，但受信息不完全、政策时滞、政治性经济周期和前后不一致性的影响；规则政策牺牲一部分灵活性，却能提高可预测性和政策信誉，帮助经济主体形成稳定预期。最优安排取决于冲击的不确定性、规则的可调整性以及决策者的可信度。
稳定政策的争论有两层：第一，积极政策认为经济会受到总需求和总供给冲击，逆周期财政、货币政策可减少衰退成本；消极政策强调时滞、信息不完全、理性预期和市场自我稳定，担心政策放大波动。第二，斟酌处置灵活但容易受政治性经济周期、政策失误和前后不一致性影响；固定规则牺牲灵活性，却能提高可信度、稳定预期。
从冲击发生到政策见效，要区分内在时滞和外在时滞。税收和政府转移支付是最重要的自动稳定器，只能减弱、不能消除经济波动。卢卡斯批评要求政策评价考虑预期：政策规则改变会改变家庭、企业和金融市场的行为，旧制度估计的参数不能机械外推。
前后不一致性意味着政策事前最优、事后却有偏离承诺的诱因。低通胀承诺若不可信，公众会形成高通胀预期，中央银行事后扩张只能带来更高通胀而不能永久降低失业。货币政策规则包括固定货币供给增长、名义 GDP 目标、通胀目标和泰勒规则。泰勒规则的经济含义是：通胀偏高时提高政策利率，实际产出低于潜在水平时降低政策利率；具体符号必须先定义 GDP 缺口。
遇到“政府是否应该稳定经济”“规则与斟酌处置孰优”“为什么反通胀政策需要可信度”等题目，可以这样组织：